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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市情月报

理论视角
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平凡的
詹 勇
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变得更坚强,这是每一代人都需要经历的精神成长,也是一个民族焕发青春活力的心路历程
就像杏树开出白粉粉的花,柳树抽出千万条绿丝,这个春天,《平凡的世界》在人们心里开始了新的生长。
同名电视剧热播,网上点击量近20亿,原著小说脱销,社会热议不断……种种现象级的传播,让新一轮“平凡热”引发了深深思考:《平凡的世界》为什么在今天还能这么热?穿透时代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古人品诗,有“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之叹。今天,不管是捧读小说,还是观看电视剧,很多人都会有共鸣:“我就是孙少平!” 很大意义上,《平凡的世界》讲述了年轻人成长与奋斗的故事,它凝结了一代人共同的生命记忆,人们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种青春叙事,像一束永恒的光,超越了特定年代,依然照射着当下的青春世界。
孙少平连5分钱的丙菜都吃不起、只能偷偷啃黑色“非洲馍”,生活的艰难,今天蜗居地下室的“北漂”们何曾没有体会;孙少安赚了第一笔钱,与妻子在窑洞里激动相拥,创业的喜悦,那些收获订单的淘宝店主们其实感同身受。前几天,山西太原举办大型招聘会,求职者人山人海,场面壮观有如春运。
看那些年轻的面孔,有多少人坐着驶离山村的火车来打拼,有多少人扛起“烂包”的家庭来找出路,又有多少人牵挂着自己心里的少安、润叶,去谋一个幸福的未来?从黄土高原的窑洞,到繁华都市的街头,尽管30多年时空变迁,但改变自己、改变命运,始终是青春激流中最为真切的呼声。
“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泥泞”,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饥饿、贫穷、卑微、灾害,如果说“苦难”构成了孙少平们的人生底色,那么对现在很多年轻人而言,生活向他们展现的,不乏工作的辛劳、社会的复杂、公平的焦虑,“梦想”之路同样不平坦。
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面对困境与磨难,人应该有怎样的抉择,迈出怎样的步子?“在最平凡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一双新鞋兄弟两个相互推让,白面馍馍总是留给奶奶,干活从不多要工钱……在平凡的世界里,生活从来不是一次次华丽的冒险,而是一场坚忍的守望,他们淳朴得如同荒原上的蛮蛮草,自有一种坚韧的力量。
洗尽铅华始见真。相比那些勾心斗角的宫斗剧、胡拼乱凑的穿越剧,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有着风吹麦浪般的清新。它不加“特技”,更不炫技,回到了生活本身,回到了人性本真,就像孙少平那清澈而深邃的眼睛。一幕幕感人场景,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情节,让人感慨“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让人为“利他”的真爱泪奔,让人感奋不走捷径的奋斗,才能真正“让手里的黑面馍变成白面馍”。
相信生活,相信理想,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做一个真实而坦荡的人,“平凡世界”道出了人心深处的呼唤。尤其在当下,面对物质潮流的冲击、浮躁风气的侵袭、功利心态的膨胀,这些平凡的价值力量,难道不是极好的清醒剂和营养剂?难道不是我们面对人生风雨最为坚实的依靠?也正因为这样,“像孙少安一般去奋斗,像田润叶一样去爱”,成为很多人的深切感悟。
“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不!它应该使我们伟大!”托马斯·曼这句名言,无数次激励了孙少平。苦难不是人生的负资产,艰辛不是未来的绊脚石,只要理想之火不灭、赤子之心不失、奋斗之志不移,人就可以超越平凡,走向不凡。就此而言,最好的世界,其实就是平凡的世界。
站在时光的河流之上眺望,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平凡的。无论时代场景如何变幻,“人应该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变得更坚强”,这是每一代人都需要经历的精神成长,也是一个民族焕发青春活力的心路历程。
尽管从头至尾,孙少平都没能脱离所谓的“社会底层”,但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人性的温暖、奋斗的执着、美德的力量。在精神坐标闪耀的世界,他是真正的王者。对这种价值的珍视与礼赞,深藏着打动一代代人的心灵密码,正如路遥笔力千钧的书写:“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的无人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的,生命之树常青。”


领导莅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一行莅临卫辉调研】3月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一行莅临卫辉市,对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探索和经验等进行调研。市长梁常运,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吉文陪同调研。
叶兴庆一行深入到四和社区群众家中,查看了解群众生活生产情况,并详细听取了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的工作汇报。叶兴庆对卫辉市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同时他希望要把新型社区建设作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切入点,不断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服务管理,把建设新农村和农村平安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问责,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省人大财经委主任王国振调研卫辉产业集聚区建设情况】3月11日,省人大财经委主任王国振一行到卫辉市调研产业集聚区建设情况。新乡市人大党组副书记高历行和卫辉市领导梁常运、范崇梅、王生群、田贞、史红宇陪同。
王国振一行深入到北京嘉寓门窗、厦门合兴包装、北新建材川亚冶金等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在生产、销售、技术研发等方面情况。
通过实地察看和听取汇报,王国振对卫辉市产业集聚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并希望卫辉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水平,做大做强食品饮料及包装和新型建材两大产业集群,为推动卫辉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新乡市副市长周世杰调研卫辉市文化旅游工作】3月24日,新乡市副市长周世杰在卫辉市市长梁常运,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市产业集聚区会副主任曾英杰的陪同下调研我市文化旅游工作。
  周世杰一行先后来到跑马岭地质公园、林坚出生地、顺城公园等地,详细了解我市文化旅游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座谈。周世杰指出,卫辉要抓紧编制卫辉全域的文化旅游规划,规划要突出特色,要与文化相结合,要与商贸相结合,要加快大旅游、大建设、大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工作推进机制,充分借鉴外地先进经验,为卫辉乃至新乡的文化旅游产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乡市督查组莅临卫辉市督查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3月24日,新乡市2015年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督查组莅临卫辉市,对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督查。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吉文陪同督查。
 座谈会上,督查组听取了卫辉市关于2015年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工作部署和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卫辉市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座谈会后,督查组深入多家农资经营门市部,重点检查了各门市部经营的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质量和市场管理情况。通过实地查看,督查组对我市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表示满意。同时,就进一步做好农资打假工作,督查组要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农资打假工作,加强部门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建设管理司司长李鹏程调研卫辉市配套水厂建设情况】3月26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建设管理司司长李鹏程在新乡市副市长陶铁成和卫辉市领导范士富、张吉文的陪同下调研卫辉市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情况。
查看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的基本情况后,李鹏程对我市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要求:施工单位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时建成。参与各方要始终坚持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继续转变思路,履职尽责,迎难而上,扎实工作,为确保按时试通水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乡市文明办督察卫辉市少年宫建设和“四美”乡村活动开展情况】3月27日,新乡市文明办主任董传军一行对卫辉市少年宫建设和“四美”乡村活动进行督查。
督查组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庞寨中学、市十中、太公镇中学等乡村少年宫建设和活动开展情况,对我市乡村少年宫的开展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还对少年宫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期望,给予了指导性意见。
【新乡市副市长李瑞霞莅临卫辉市调研中央投资卫生项目及公立医院改革情况】3月31日,新乡市副市长李瑞霞莅临卫辉市调研中央投资卫生项目及公立医院改革情况。卫辉市市长梁常运、副市长刘东慧陪同。
李瑞霞一行先后来到市妇幼保健院及市人民医院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了医院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并对医院床位、人员配备,政府补偿和医院业务收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医务人员收入及医院负债等做了详细了解。
新乡市副市长李瑞霞对我市医改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实行现代化管理,良性的用人机制,实行竞聘上岗,形成严格的绩效工资考核等分配制度;要充分发挥新医一附院的优势,加强市公立医院与新医一附院的交流与合作;要提高大病救助的报销比例,解决好重大疾病患者因病致贫的问题,让更多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减轻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坚持公益性,让人民群众得到真正实惠。
政务要闻
【卫辉市对报名参加公开选派驻点招商干部进行面试】3月1日,我市对报名参加公开选派驻点招商干部进行面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田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艳,市委常委、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曾英杰和相关单位负责人现场担任考官。
【卫辉市召开全市公安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3月2日,我市召开全市公安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和新乡市局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2015年公安保卫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田贞,市公安局局长李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田贞在讲话中指出, 要正确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公安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为,努力实现公安工作的新发展、新跨越,希望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民警,紧紧围绕“平安卫辉、幸福卫辉、法制卫辉”的目标,以顽强拼搏、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再接再厉,为构建平安、和谐卫辉做出新贡献。
【市长梁常运一行调研卫辉市主干道绿化工作】3月3日,市长梁常运,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吉文,副市长李志勇一行调研我市主干道绿化工作。
梁常运一行查看了向阳桥施工进度,随后,又先后到唐庄镇、孙杏村镇、后河镇等涉及国道、省道的乡镇,对G107国道,S101省道两侧的绿化带进行查看。梁常运指出,目前我市道路主干道绿化效果与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相比,与广大市民的期望相比,与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迅速整改。要本着“整体规划,长远设计,提高绿化档次和水平”的原则,在选树型、强管护、保成活上下工夫,提高城市绿化整体水平,为沿线居民和过往车辆营造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卫辉市召开市委农村工作暨扶贫开发林业生态建设会议】 3月3日,我市召开市委农村工作暨扶贫开发林业生态建设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新乡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14年农村工作,表彰先进,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市长梁常运,市委副书记范士富,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吉文,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李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鹏,市政协副主席徐培泉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范士富主持会议。
市长梁常运要求:要继续做好土地确权登记工作;要继续做好“人地挂钩”试点工作;要继续做好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工作;要转变组织形式,走集群式发展道路;要转变营销方式,走品牌化发展道路;要坚守耕地红线,抓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查乱占滥用耕地行为,并强调农村工作是大有作为的舞台,要全面地看待“三农”工作,以勇创一流的气魄、改革创新的精神、攻坚克难的意志,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市长梁常运调研城市绿化建设工作】3月4日,市长梁常运一行调研我市城市绿化建设工作,副市长李中耀陪同调研。
梁常运一行先后查看了击磬路、振中路南段、卫洲东路、振兴路东段、翟阳线、下园和吕祖阁广场的绿化建设情况。并强调,在城市绿化建设过程中要不断的创新建设理念;要加强绿地管养,尽量保持植物群落原生态,减少人工修剪痕迹,降低养护成本;要拓宽融资渠道,把绿化作为一种社会共同责任,通过政策引导,  保证绿化建设投入;要加强社会监督,营造全民参与城市绿化氛围,让城市绿化快速发展成果惠及市民百姓。
【卫辉市召开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5周年暨表彰大会】3月4日,我市召开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5周年暨表彰大会。市领导范士富、范崇梅、李艳、申玉生、刘东慧、侯振云出席会议。
会议由市委副书记范士富主持。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艳肯定了我市2014年妇女儿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就如何做好今后的工作,李艳指出:要勤奋学习、创先争优,着力提高自身素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为幸福卫辉建设做出新贡献;加强领导、创新方式,不断提升妇女工作水平,同时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妇女为加快推进建设“开放卫辉、财智卫辉、生态卫辉、幸福卫辉”而不懈努力。
【卫辉市召开市委工作会议】3月5日,我市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市委书记王惠民,市长梁常运,市委副书记范士富,市人大主任范崇梅,市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王生群,市政协主席张秀印等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市委副书记范士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田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世忠分别宣布了《中共卫辉市委关于表彰2014年度党委办公室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中共卫辉市委 卫辉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14年度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市创建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中共卫辉市委关于表彰2014年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等文件。各乡镇负责人向市委书记王惠民递交了2015年工作目标责任书。市委副书记范士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世忠分别回顾总结了2014年党委办公室工作和全市组织、宣传工作,并对2015年各口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市委书记王惠民做了重要讲话,王惠民要求:党委办公室工作要做到绝对忠诚,无私奉献;组织工作,要做到甘当人梯,默默无闻;宣传工作,要做到弘扬正能量,掌握话语权;统战工作,要做到广交朋友,和谐团结;政风肃纪问题,要做到懂规矩、守纪律,坚决执行八项规定。王惠民指出,今年党委各项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为实现“四个卫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长梁常运出席四方高等教育座谈会暨产业学研合作签约仪式】3月9日,德国明克公司、卫辉市人民政府、河南机电专科学校、新乡市和协饲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四方高等教育座谈会暨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在河南机电专科学校会议室举行。市长梁常运,市委常委、常务副部长田贞,副市长李志勇出席签约仪式。
市长梁常运表示,随着合作的逐步深入,必将积极推动我市工业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为我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两化”融合注入新的活力,为积极应对经济新常态提供有力保障。
【卫辉市召开春季农业工作现场观摩会】3月10日,市委副书记范士富,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吉文带领各乡镇负责人和农办、水利、农业、林业等部门负责人现场观摩春季农业重点工作。
范士富一行实地观摩了柳庄乡庞庄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春季麦田管理和京珠高速涵洞东通道绿化拓宽工作。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吉文安排部署了今年我市春季麦田管理、农林水利基本建设、造林绿化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范士富强调: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农口尤为重要,春天是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最关键的季节。他要求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春季农业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扎实推进春季农业各项生产工作。
【卫辉市老干部大学举行开学典礼】3月11日,市老干部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艳,市关工委常务主任、老干部大学顾问王俊富出席开班仪式
会议总结了老干部大学2014年工作并安排部署2015年工作,对2014年度支持老干部教育工作的先进单位和优秀教师、优秀学员进行了表彰。
市委常务、组织部长李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老干部大学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同时也希望老干部们能继续大力弘扬奉献精神、创新精神,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为卫辉的改革发展做出新贡献。
【卫辉市四大班子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3月12日植树节当天,市委书记王惠民、市长梁常运、市委副书记范士富、市人大主任范崇梅、市政协主席张秀印等四大班子领导与干部群众一道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动员全市上下弘扬生态文明,掀起春季植树造林新高潮,努力建设生态美丽家园。
【卫辉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3月18日,市人大十三届常委会举行第1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范崇梅,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生群,副主任毛鹏、史红宇,党组副书记申玉生及秘书长高慧生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艳,市人民法院院长王建文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生群主持会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选工委主任王洪彬宣读新人常选【2015】2号文和卫文【2015】19号文的通知要求,并选举产生武超同志为新乡市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新进代表,卫辉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接受范崇梅同志因年龄原因辞去卫辉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的辞呈。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生群,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艳在讲话中对范崇梅同志多年来的认真工作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感谢,认为范崇梅同志三十多年来,以自己的丰富理论、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站得高、看得远、无私无怨、高风亮节,一心为党和人民服务,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自觉服从和依靠党的领导,关注、关心、关怀卫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坚持党性,顾全大局,民主集中,求真务实,不折不扣、勤奋工作,廉洁自律,注重坚持党的领导,依法办事,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依法履职,以人大为依托,注重提高代表素质,使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在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廉政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新的加强。同时希望范崇梅同志能用自己深厚的文化素养、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的工作经验继续关心卫辉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关注卫辉民主与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思人民、想群众、建良言、献良策,为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卫辉市慈善协会召开第一届第四次理事会议】3月18日,市慈善协会召开第一届第四次理事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田贞,市政协副主席徐培泉出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卫辉市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及理事事项,市政协副主席徐培泉同志当选为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原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新东同志,副会长郭澎淮同志,因身体原因辞去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副会长职务;因理事单位职务变动,改选和补培了慈善协会理事职务。
会议审议了慈善协会秘书长王国臣所作的2014年工作总结及2015年工作建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卫辉市慈善协会会长田贞对我市2014年慈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于继续加强我市慈善工作,田贞指出:要全心全力,继续巩固去年的工作成效;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开展慈善工作的重大意义;要突出重点,切实把握开展慈善工作的关键环节;要强化保障,着力形成开展慈善工作的整体合力,努力开创我市慈善事业新局面,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卫辉市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3月19日,我市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市委书记王惠民,市委副书记范士富,市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王生群等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市委书记王惠民传达了新乡市领导王小平调研卫辉时的讲话精神。市委副书记范士富通报了我市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的信访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炳双对春节和“两会”期间信访工作进行了点评;市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孙东云通报了春节和“两会“期间我市重点工作督察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市委书记王惠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王惠民要求:要以打好翻身仗为基本目标,维稳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以长治久安为根本任务,后续工作必须跟进,不能停止;要以兑现奖惩为鲜明导向,奖罚制度只能强化,不能任性;要以讲规矩为纪律要求,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奋力开创我市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卫辉市安排部署2015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3月21日,我市召开2015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吉文参加会议。
张吉文强调,目前,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正处于高发季节,防控形势相当严峻,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措施,抓好强制免疫、监测预警、检疫监管和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通过发展规模养殖、优化发展方式、改善防疫条件,从根本上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确保我市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中共河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电视电话会议 】3月23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中共河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电视电话会议,省委书记郭庚茂就深入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面推行依法治省做出重要指示。卫辉市领导王惠民、梁常运、范士富、王生群、张秀印等参加会议。
全会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重点任务。要积极审慎推进地方立法,着力落实严格执法,坚决践行公正司法,树立法治信仰,促进全民守法。要抓住“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习总书记的要求,做尊法的模范、学法的模范、守法的模范、用法的模范,形成带动全省人民共同推进依法治省的局面。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依法治省的领导,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完善法治监督体系,确保全面推进依法治省落到实处。 
【卫辉市纪委监察局召开机关工作会议】3月27日,市纪委监察局召开机关工作会议,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杜家祥出席会议。会议由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局长孔德明主持。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杜家祥肯定了2014年纪检监察工作,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关于2015年工作的开展,杜家祥指出:要强力解决认识问题,适应新常态;要强力三转,突出主业;要正风肃纪,创良好的政治形态,要抓作风纪律,抓为官不为,要安全文明办案,做好协作区工作,要抓干部素质提升,抓培训,抓制度建设,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为实现“四个卫辉”做好纪律保障。
【卫辉市开展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卫辉市开展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炳双,市人大副主任史红宇,市政协副主席侯振云等领导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此次活动在全市营造出浓厚的平安建设宣传氛围,提高了广大群众对平安创建活动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动员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平安卫辉建设工作当中来。
社情要事
【卫辉市武术队在新乡市武术展演中喜获一等奖】日前,在新乡市举办的武术展演大会上,我市8名武术队8名太极拳队员表演的传统陈氏太极拳,以灵动、飘逸和多样变换队形,把太极拳中正平稳、均匀柔和、舒展大方、绵绵不断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并荣获一等奖。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弘扬雷锋精神】3月4日,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组织多家单位积极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看望慰问贫苦名孤寡老人,并为他们送去了生活用品,以实际行动传承“雷锋精神”。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预防  群众受益】  3月24日,是第20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卫生局组织广大医务人员走上街头,利用宣传展板,悬挂条幅,以及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广大市民朋友宣传结核病的防治知识。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栏目组到我市录制节目】3月29日-31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栏目组到我市专程拍摄录制柳庄乡80后小伙李金岭发明的链式自动削面机。
在录制过程中,李金岭向《我爱发明》栏目组人员阐述了链式自动削面机的研制历程,并通过“人机削面对抗赛”等环节,全方位展示了链式自动削面机的神奇功效,彰显了李金岭热爱科学、积极探索、敢于创新的新一代农民形象。


印象卫辉
按:
1905年8月20日,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卫辉府官立中学堂作为同盟会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基地,值此中国同盟会成立110周年之际,为缅怀历史,继承先烈遗志,为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伟大理想而奋斗,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卫辉府官立中学堂同盟会革命活动考述
靖文生 殷维华


卫辉府官立中学堂(今卫辉市第一中学,下同)创办于1902年。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在卫辉府官立中学堂,先后有刘粹轩等一批同盟会员和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教学和革命活动,他们积极传播新思想,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使卫辉府官立中学堂成为同盟会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基地。
1906年,留日归国学生石秉钧任卫辉府官立中学堂监督(即校长,下同)。石秉钧(1865~?),字公溥,又字松舫,湖南邵阳人,1881年中秀才,后考取拔贡,戊戌变法期间在湖南参与维新变法活动,与樊锥创办南学会邵阳分会,变法失败后避走江西,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习师范,期间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湖南任会同县知事,1910年任湖南省咨议局议员,期间参加湖南保路运动被推为代表赴京请愿。石秉钧在校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历史教员薛仲超善于演说,热烈宣传新思想。这一时期,学校师资水平较高,思想进步,校中革命空气蓬蓬勃勃,甚为活跃。1910年入学的嵇文甫(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说,常听老班同学讲起此事,当时听着为之神往,可惜未能躬逢其盛。
1909年,王文同任卫辉府官立中学堂监督。王文同(1871~1939),字书樵,河南武陟县人,同盟会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举人,保定法政学堂毕业。1911年春调任新蔡县知事,不久又调任开封县知事,因“二次革命”泄密闻讯出走,后任陕西长安县知事,洛阳河洛道尹等职。王文同到校后,聘请同盟会员、中州公学学监暴质夫和教习张宗周到校任教,1910年,又聘遭清政府通缉的同盟会员刘粹轩到校任经学教习。在他的支持和掩护下,正值辛亥革命前夜的卫辉府官立中学堂,与全省、全国的革命活动遥相呼应,推动了河南各地的武装斗争,有力策应了武昌起义。
暴质夫(1883~1923),名式彬,字质夫,滑县人,河南省立师范学校肄业。张宗周(1885~1917),名希圣,字宗周,浚县人,浚县英文学堂肄业。1906年同盟会河南支部在开封成立时,时任开封中州公学学监的暴质夫和教习张宗周率先加入,成为河南同盟会的最早成员和中坚力量。1909年,暴、张到豫北秘密开展宣传,暴质夫受聘任卫辉府官立中学堂学监,张宗周任算术、体育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二人回开封领导反清武装斗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暴质夫和张宗周先后当选河南省议会议长。暴质夫在孟县和陕西渭南县任知事期间,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人称其为“暴青天”。暴质夫性格刚毅,作风稳健,才学兼优。到校后,聘请革命者到校任教,指导学生写日记,组织学生练习步伐队列和攻守战术,积极联合爱国志士,密印宣传文件。张宗周善于言辞,意气风发,侠肝义胆,敢说敢为,每当谈及国事便慷慨激昂。体育课上,他让学生分成两队,一攻一守,进行战事训练,并常向学生讲“非锻炼身体不能奋发图强”以勉之。
刘粹轩(1881~1912),名纯仁,字粹轩,新蔡县人。自幼聪明好学,胸怀大志,18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他在中秀才时曾告诫自己:“当学范仲淹,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他博览群书,遍游各地,结识同志,寻求救国救民良策。他从改革教育入手,1906年,拟定《河南学务章程》,经多方周旋促成河南学务公所成立,推李敏修为议长,刘粹轩任开封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学监,使河南教育取得较快进步。是年,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刘粹轩被推为支部长。1910年农历三月,刘粹轩任卫辉府官立中学堂经学教习。由于该学期他到校较晚,其经学课暂由国文教习井俊起兼任。井俊起(1875~1958),名伟生,字俊起,商丘人,1903年,河南乡试中举,1906年考入省立师范学校,1908年毕业。历任省视学、县知事、省议会秘书长、省图书馆馆长等职。1907年在河南优级师范学堂学习期间,经刘粹轩、阎子固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1910年农历正月,任卫辉府官立中学堂国文教习。井俊起善于研究教学,他认为学国文必须先识字,因此在学校任教时,常到经正书舍参阅多家著作,将《说文解字》加以通俗解释,编成教材使用。他对学生非常有耐心,对学生作文,注重改正批评,一字不妥,必为改易,并当堂发还,面予指示。尤其对劣等生不鄙视、不怕麻烦,给与更多的指导。在学校,井俊起积极向青年学生灌输民主爱国思想,并极力推举刘粹轩,说刘是一位有爱国热情的人物,学问道德修养好,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为破监劫救同县志士阎之固,被革除举人,列名通缉。井俊起在学生中是有威信的,经他这一介绍,刘粹轩的名字已是先声夺人了。
刘粹轩思想敏锐,学识宏富,精于言谈,态度和蔼。到校不久,大批师生向他靠拢。他讲《春秋》的方法,以“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为原则,使学生在叙事文字之外,体会出《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刘粹轩到校后第一堂课是《元年春王正月》。他虽然身材不高,但目光闪烁有神,站在讲台上用他那清晰的方言,轻重有节,娓娓而谈,整整讲了一个钟头,毫无半点懈容,致使课堂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静和肃穆。下课后,学生纷纷聚谈说:“有这样的教员热心讲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用功呢!”凡是和他亲近的或是肯向他请教的学生,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他不教作文课,但学生常拿作文去请他指正。学生到他那里借书阅读,每次还书的时候,他总是详细查问和指点。一次考修身课,嵇文甫不到一刻钟就交了卷,刘粹轩冒雨找到宿舍,与之谈心,了解情况,教导嵇文甫以后不要这样草率。他经常把章太炎主办的《国粹学报》《民报》《黄帝魂》等革命刊物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很快产生了革命情绪。在此基础上,他组织成立师生观摩会,名义是锻炼身体、激发志气、增进知识,实际是激发学生的革命志气,把广大学生引导到革命道路上。当时全校有甲、乙、丙、丁四个班,学生人数不满200人,参加观摩会者竟达半数以上,他所任教的丁班几乎全部参加。锻炼身体的时间在早晨,每日黎明前操场内就热闹起来了,那种蓬勃的新气象,引起了各方面的很大注意。
这一时期,卫辉府官立中学堂还留下了许多同盟会员活动的足迹。开封中州公学学监、偃师县人杨勉斋,新蔡县人任芝铭,博爱县人韩经亚,汲县(今卫辉市)人赵伯阶,山东高密县人刘冠三等先后到校联络或向学生演讲,他们甚至借探望在卫辉府羁押的新乡县人郭仲隗之机,议论天下大事和反清形势,组织策划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据嵇文甫回忆,一次,一个推车的“小贩”(刘冠三,名锡恩,山东高密人,民主革命先驱)来到学校,住在刘粹轩处,一住就是20多天,但他从不谈买卖之事,却常和同学们谈些时事问题。还有一次,嵇文甫“刚刚吃过晚饭,刘老师突然来到我家门口,叫我领他到李雪堂家去。到后,又邀五六位同志,我只记得其中一人,就是我在初小时的一位老师范子敬先生。当时他们都谈些什么,我也不大懂得。只听他们说要炸断某段铁路云云。”嵇文甫感慨:“学校隔壁就是知府衙门,知府华辉尚在梦中,不知道在他眼皮子底下的革命党人正闹得滚锅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后,暴质夫、张宗周、刘粹轩等共同响应,立即潜回开封,召集同仁密商举义,领导革命力量打击清军。1912年1月14日,刘粹轩在陕县张茅镇,作为秦豫联军总参议,被清军假借谈判诱杀,时年31岁。噩耗传来,卫辉各界为刘粹轩和赵伯阶两位烈士举行了一次相当规模的追悼会,学生到场祭奠,多有痛哭失声者。1917年护法军起,张宗周奉命到南阳联系队伍,遭逮捕杀害。1923年,暴质夫被孙中山委任为两湖宣抚使,准备北伐时因病殉职。1924年,为纪念暴、张二人的革命业绩,于右仁、胡景翼、张钫、杨虎城、邓宝珊、王制文等15人倡议,郭仲隗、韩经亚募集资金,在新乡卫河之滨修建陵园(今卫河公园),设暴张纪念堂、衣冠冢、碑亭及纪念碑,供后人凭吊。
伟大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卫辉府官立中学堂有幸见证了这段光辉的历史。他们组织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河南革命斗争,成为民主共和的先驱和革命斗士;他们严谨认真的教育态度和爱护青年学生的博大情怀,堪称大师风范、教师楷模。在这里,革命先烈以救国图强为己任的崇高精神在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


采访上乐村乡闳夭村《懿行碑》
——民间教育家李文灿
耿玉儒


懿行碑,矗立于上乐村乡闳夭村。碑高3.05米,碑头85公分,碑宽75公分,厚27公分。是一件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实物见证。
该村办学堂,创始于清光绪25年(1899年)。止于民国18年(1929年),约30年。在该校受新学启蒙后,进入卫辉中学学习的学生不少,如苏风翔、苏风阁、王静凡等;也有不少成为留学国外的姣姣者。如李相宏留美。在中科院工作;李相恺留美。在美国;李相怡,留学日本。在沈阳医学院;孙祥正留美。在河南大学工作;李英,留美。在美国,为美国教育基金会主席;李炎,清华大学毕业,任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魏厚生,留美。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造船专家等。
懿行碑,全名是《清明经进士懿行之碑》
碑文曰:
“夫子,名文灿, 字云章,姓李氏,生于公元前1852年,卒于1929年。汲县闳夭村人。”李文灿在汲县与李时灿(李敏修)齐名,被汲县人民称为“李老文”、“李老敏”二位老夫子,著名教育家。不过,李敏修是中国近代创立新学的三巨头之一(即严范孙创南开大学,张骞创南通大学,李敏修创经正书舍,卫辉中学堂及河南多所学堂)。而李文灿是民间教育家。但在废科举兴学堂方面,他们均是彪炳史册的英豪!
据百岁老人姚福善老太太讲,李文灿是她二爷,生二子,长子李练源,次子李瀚源。七个女儿。李文灿,除了在闳夭兴学外,还曾在淇县西岗,李源屯乡崔庄,顿坊店乡前、后稻香村教学。他家大业大,共八十多口人,600多亩耕地。村上俗话说:“往东瞧,大块田(七十亩),往后瞧,竹竿园,牛屋瞧,驹满圈;学堂兰大门,领兵元帅李文灿。”他卖掉70亩耕地,将闳夭村奶奶庙打掉,盖学堂三面房各5间,院西5间,共20间教室。有6个班,最大的学生20多岁。这里上学的学生,有淇县高庄,延津新庄,辉县百泉村,浚县几个村的。有汲县西板桥村,东板桥村,宋村,庄严寺村,琉璃堂村,天平庄,官庄,上乐村,赵村,梨园村等东北乡的年青人。教师共7人。有秦国轩、李相中、王礼安、秦耀先等。李文灿从16岁教学、办学,到民国18年在崔庄教学,死在讲堂上,享年77岁。学生和老乡们为他敬献匾额“ 绛帐春温”四个大字。为他树碑立传人称“懿行碑”。
姚福善是李文灿的侄孙媳妇,叫他二爷。姚福善的丈夫李相芳(字正先),天津大学毕业,在开封教过法政大学。尔后,跟李敏修教学。姚福善的公爹死的早,将奶奶庙神像打了,修学堂。姚福善老太太添儿子炳之的时候,学堂已修起三年。李炳之清华大学毕业。姚福福的兄弟李相宏,字生轩,留美。后在中国科学院翻译工作。姚福善老太太是上乐村南坡人,18岁嫁到闳夭村,在闳夭村小学毕业后,到开封上的“留欧美预备学校”,即河南大学前身。学英语。可以留洋出国。她说:“俺丈夫李相芳身体不好,35岁去世。我无法出洋,一心培育儿子炳之成才。我儿炳之72岁,我已经97岁(1984年)。提起兴学堂,真高兴。打了奶奶庙,把神像扔到坑里。老百姓起初反对李老文(李文灿)。后来,又都自动去给俺二爷陪不是,说错了。大家都去上学堂,出国留洋,学习西方科技,回国来为老百姓办事,把国家富强起来。”
历史上记载师生之间真挚情谊的佳话很多。如金代诗人党怀英写的《杏坛》碑,歌颂了“孔子游手缁帷之林,坐休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的情景。《史记》记载,孔子死后,他的学生服丧三年,子贡则有“结庐守墓六年“的动人事迹。汲县闳夭村竖立的高大“懿行碑”,则铭记着119名学生于公于1926年为纪念老师李文灿一生矢志教育的懿行。
这位民间教育家从16岁开始教书,直到77岁死在了讲堂上,一生执教60余年。比历史上孔子、孟子、荀子、郑玄、韩愈、张载、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顾炎武、戴震等教育家执教的时间都要长,孔子创办“私学”,一生教学才只有50余年。
李文灿,家境富豪,但不甘于坐享清福。他是看到家乡文化落后,农民愚昧无知,弊病很多,才决心遵循“文人之雄”韩愈《师说》的教诲,为人民“传道授业解惑”,振兴乡邻。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李文灿把村里的奶奶庙,改建成“闳夭村两等小学堂”,还慷慨解囊,卖掉70多亩土地资助办学,盖了20间教室。他既为校长,又担任国文、修身课程。卫辉周边各县等地赶到这里上学的弟子达数百人。学生们的家长赞美他。讲座授徒似“春风化雨”一样。他重金聘请老师,破天荒地开设了英语课,使许多学生在这里受到英语的基础训练,之后顺利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予备学校,这些学生先后留学美国、日本,成为著名的博士、教授、工程师,为富强祖国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方懿行碑至今仍然完好无损置于该村道旁,碑文楷体竖写,字径寸余,共1300余字,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爱戴和深切怀念,也表达了我国那种“一日认师,终日为父”的深厚师生情谊和传统美德。应该说这是我市教育史上记述民间教育家和教师地位作用的一段美谈史实。
附:云章李夫子懿行序
夫子,讳文灿,字云章,姓李氏,汲县闳夭村人。清光绪二十六岁贡生,经术文章冠绝乡里。早岁,有志试仕以行所学,窥逊清日未遂,淡于仕进,一以课子侄教后学为已任,望教以本身作则,最弟子以知一行,非徒章句记诵已也。锡彤等,时当年少气锐,承父兄之期许,争执贽为祖愿,列为门下,以身在学舍至不能容,久之一凡吾乡十里或百里之遥文人学子半弟子行也。夫子又默察时事日新,乃告锡彤等宜肄业,学校以广知识而求进步。又曰:合乎吾道之精义可尔,守旧者幸勿故步以自封,维新者勿曲学以阿世也。有幼学不能远之四方者,设两级小学校于本村。技能科,聘教员任之,文学修身,躬自任之。所以由其校升他校者,顿皆端庄活泼而文采可观,盖夫子之教也。家人子侄,化其德行,一门兢爽,蔚为成才。尤著者,子瀚源,河南专门法政毕业。侄浚源,廪生,北洋师范简易学堂毕业,侄孙相方,清附生,河南专门法政毕业。相怡,奉天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相恺,留学美国曾伊利诺大学毕业。相宏,留学美国俄海亥俄大学毕业。夫子貌厚重,气体完足,七十犹强建设坛教人,喜讲论,锡彤等或违杖屦累时,偶经展谒,举涉世艰难疑之端问于夫子,则因事答辩,曲当情事。又观其容貌之严毅,词色之和和蔼,一如当授道传世之际,若恐其费悟而费守也者。锡彤等亦承爱之情,油然勃发,更逾于执经问学之年,盖师之道愈严,而益弟子之情愈久而渊深也。今举世日变,教者学者漫无遵守,夫子方日抱为隐忧,锡彤等又自分无似,不能光大师门,显甚夫子之道于天下后世,咸愿著夫子教人之大者,勒诸贞珉,试范于乡邦而并以自勉焉。尚亦夫子教人不倦之遗意乎!
门生


刘瑞枬      王澐吾      李恒华      马  蕃    焦清澜
李太极      徐  凯      申天元      王元臣    焦  杞
孙盖臣      徐  惠      周兰堂      马  荃    魏金兰
蒋智庵      王  金      高景岐      王金瑞    魏  恂
申天锡      张学儒      申  炳      记泗源    张润田
王  绶      张稚红      王宝卿      刘润身    王鸿儒
秦永德      李明善      李登瀛      冯汝汉    魏鸿儒
孙锡彤      陈海X      李庆云      李锡秀    韩  玲
魏  序(字厚生)李月林  李润生      赵佩容    魏  垣
李  馥      王德玲      刘  森      张宪体    赵用X
孙世桢      刘  楷      裴清声      焦  楷
孙润晨(字祥正)李儒    姚向善      赵靖邦
安  镇      任文翰      X化普      陈恒山    赵泮林
魏布征      李祥芝      任清兰      姚宝善    牛纪X
王  瓒      陈  铣      侯泗滨      李文周    侯文俊
王  绣      王景隆      苏风翔      陈  鑫    侯文明
王  让      张会儒      王文煜      崔馨桂    侯文耀
魏同云     苏风阁       孙潜源     刘  宏     X鸿逵
王敬凡     赵  杞       赵永枯     刘  宪     王兰谷
李乐道     崔进贤       徐  瑗     马  惠     X清源
焦清儒     张信正       李文新     李金生     蔡中元
刘  汉     张  焕       李向中     徐宝树    
敬立


中华民国十五年仲冬          毂旦
李光涵(即李文灿次子李瀚源)书丹
孙锡彤                      撰文


文史钩沉
秦汉吏治文化探微
李巍涛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由于吏治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吏治的清明维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以法治吏、以吏治世、宽猛相济成为我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和鲜明特征。早在秦汉之际,我国就已经形成职业文官阶层,并在法家“明主治吏不治民”观念的影响下创设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孕育出成熟而别具一格的吏治文化,成型自秦汉时期的吏治文化也成为两千年间我国传统社会得以维系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
一、以典治吏,用法律约束权力
以典治吏、以法治吏,重视吏治的法律化、制度化是秦汉吏治的一大特点。与以前“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不同,秦汉时期开始出现法律应以治吏为中心的思想理论,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即为大家普遍认同韩非子的著名论断:“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冶法家各派学说于一炉,在其著作中描绘出一幅系统、完备的以法治吏、以吏治国的理想图景,其中所包含的吏治思想塑造了秦汉乃至后世的吏治文化,甚至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面貌。法律塑造着官吏行事谨慎、忠于职守、不敢过分专横的性格,这必然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法律公平。秦汉两朝,官吏拥有政治经济特权,且官职越高、特权越大,占有的社会资源也越多。与此相对应,秦汉两朝的律法还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职位越高,需承担的责任也越大。触犯相同的律令,位高者受刑往往重于位低者。例如,秦汉时期居高位者可以荐官、任子,后世学者多视此为其拥有特权的表现。但据《汉书·董仲舒传》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两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赏不必多说,罚是怎样的呢?“山阳侯张当居为太常,坐选子弟不以实,免。”“诏列侯举茂才,勃举汤。……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汉书·陈汤传》)因选举不实,涉案官员皆被免爵、削户。曾为秦相的范雎保举郑安平为将出征,后来郑降赵,按照秦国当时的法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应该各以其罪罪之。于是,范雎“罪收三族”。
云梦睡虎地秦简真实地向世人呈现了秦国以法治吏的情景,至少有28种律令涉及官吏治理:《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对官吏的任、免、补,以及任吏不审或违令、官吏不称职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其他如《田律》《仓律》《工人程》《工律》也明确规定了对相关部门官吏的履职要求,以及对其渎职行为的处罚方式;传统吏治观念认为执掌司法裁判者尤为重要,因此秦律不仅对司法官员提出了高于行政官员的道德要求,还设置了“失刑”“不直”“纵囚”等专门适用于司法官员渎职犯罪的罪名。汉代行政公文通常以“如律令”作为结语,官员政绩考核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须“颇知律令”。西汉末年的薛宣说:“吏道以法令为师”,同一时期的朱博也说:“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由此可见,汉代吏治文化延续了秦朝重视法律、重视以法治吏的风气。秦汉时期开始以明确的法律形式系统规定官吏职务犯罪的类型及惩治方法,能够根据官吏违法、犯罪的性质和情节轻重追究不同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并把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举荐不当、错断狱案和结党营私等列为必须严惩的官员犯罪行为,体现了秦汉吏治高度法律化、制度化的特征。
二、以吏治世,由官吏彰显法律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秦汉吏治强调不仅要有“治法”,还需有“治人”。只有让具备较高法律素养的官吏去治理社会,才能彰显法律权威,实现社会的安定繁荣。因为知悉国家法律乃是为吏的前提条件,所以秦汉官吏很多都可以被称为专业技术官员,精通律令成为秦汉官吏与后世官吏的一大区别。在秦汉法治文化的熏染下,大多吏员能够知法守法、奉法而行政事,法律的社会作用和价值诉求得以实现。汉景帝时,蜀守文翁为化蜀地蛮夷之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汉书·循吏传》)他不仅选送本地有才干的小吏去京师受业学律,待这些人学成返乡之后,他还委之以官职,足见法律传习在当时所受的重视。从西汉中晚期黄门令史游所编的启蒙读物《急就篇》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律常识在汉代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汉代的严延年是精通律令的典型代表,《汉书·酷吏传》载: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虽子贡、冉有通艺于政事,不能绝也。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于变通的一面。可惜的是其明习法律不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秦汉的律令终究是为王权服务的,秦汉吏治文化所孕育的官员自然也逃不出这种束缚。
汉代以降,随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不断深入,秦汉时期的官吏培养方式发生变化,国家社会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亦大幅下降。三国时期,大臣卫觊向魏明帝上疏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三国志·魏书》)这份奏疏一方面说明了法律和掌握法律的官吏对国家政治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到三国时法律已为“私议所轻贱”,精通法律的官员也为“选用所卑下”,秦汉时期“百里长吏皆宜知律”的情形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形成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局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而被打破,原本以是否“明悉法律令”来判断良吏、恶吏的标准也渐为能否精通儒家经典所代替,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种倒退,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诸多因素经过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走向。
三、宽猛相济,吏治之道贵在应时而变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子产言:“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赞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种以德礼、刑罚为表征的宽、猛两种社会调控方式自秦汉时就被灵活运用于传统政治活动当中,影响着律令的制定与适用,并渗透于当时的吏治文化之中。秦汉吏治遵循着大体相同的律令制度,但秦因独任法家偏于猛,汉初黄老为治则偏于宽,汉武帝时期外儒内法、以猛纠宽,而后随着儒法合流的不断深入,汉代吏治又由猛渐宽。此间的宽猛变化绝非一二贤人所能左右,皆时事使然,所以吏治之道贵在能够顺应时变。汉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吏治宜宽,黄老无为务在不侵民、不扰民,降低经济恢复的社会成本。六七十年之后,随着汉初经济的复苏,一系列社会问题涌现出来:地方诸侯威胁中央集权、国人贫富分化加剧、宗室权贵乱法无德、豪右大族横行乡里、各地民变此起彼伏、外族频频掠民扰边。“武断于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和“室庐舆服僭于上”的宗室公卿曾一度成为汉代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如何压制诸侯宗室和地方豪强的乖张成为当时吏治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主题。
汉初的宽缓之政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最迟在汉景帝时吏治猛烈之风就开始显现。“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史记·酷吏列传》)通过“族灭首恶”的法律手段实现了从二千石“莫能治”到一年后“郡中不拾遗”的转变,不得不说宽猛相济实为秦汉吏治文化的精髓。汉武帝时期吏治最猛,瓦解了诸侯的威胁,打压了地方豪强,但也激化了官民矛盾,大有重蹈亡秦覆辙的可能。此时吏治风气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升而由猛入宽,儒、法两家思想作为吏治宽、猛的源流开始合二为一。儒家强调“亲亲”“尊尊”,希望以宗法为基础构建家庭伦理,并由家及国,形成由德礼维系的“家国体制”,虽等级森严,却不乏道德基础与人情关怀;法家强调官吏奉法、循令、守职,要求官吏精通法律、熟悉政事、抑制私欲、严行公法,希望通过制度化的训练使官吏成为国家所赖以安定的柱石,但虽有摧枯拉朽、立竿见影的社会功效,却“宜攻不宜守”,难为长久之计。而“儒法合流”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底色,也使得宽猛相济的吏治之道获得了更好的法律依托。


现代史上的村治建设运动与卫辉
耿玉儒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全国掀起了一场农村乡治建设运动,也称村治建设运动,实行乡村自治、自教、自养、自卫。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风起云涌的社会改革运动。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从乡村改革入手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是一个乡村社会,有三万多个乡村,这是解决中国农村“贫”“陋”的出发点,必须从经济入手,振兴农村产业,增进本地富力,实施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改革落后的农村现状,才能奏效。全国一些爱乡爱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分认识了这个道理,他们积极领导和参与了这场村治建设改革。当时,全国有南方村治派和北方村治派之誉。南方村治派领导人有李济深、黄炎培、陶行知、江问渔等人;北方村治派的领导人有梁漱溟、王柄程、梁仲华、彭禹廷、晏阳初、米迪刚等人。他们提出“民为邦本,本为邦宁”,“乡村有真乐趣,山林有大事业”并高呼“到乡村去!唤起民众!”旨在开辟一条适合国性民情的治国新道路。
 村治建设运动的这些先躯和领导,也积极设法争取当地政坛军界大员的支持,如山西主席闫锡山,山东主席韩复榘、河南主席冯玉祥、江西主席熊式辉、广东主席李济深等政要。从而,不断推进整个运动的进程。使全国涌现出一批村治建设的实验典型。在广东,1928年,有广东省长、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总参谋长代兼总司令职留守后方的广东铁腕人物李济深,在广州创办了乡治讲习所,请梁漱溟主讲。在南京,1927年,有陶行知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力主教与学,言与行合一。在上海,有黄炎培、江问渔倡导创办的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乡村改革试验基地。在河北定县翟城村,有晏阳初主持推行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试验区,他们高扬“平”字旗,推翻天下不平,达到天下太平。在河南,有孟津梁仲华、镇平彭禹廷、汲县(今卫辉市)王柄程(又名王怡柯)三同学(同为北京法政学堂毕业)盟兄弟在辉县(今辉县市)百泉创办的河南村治学院,以及在汲县香泉寺村,有王柄程创建的香泉村治试范区和民众学校等等。
 中国的村治建设运动,是超乎国、共两党治国蓝图的另一治国方案。即以北方村治派而言,在原则上反对欧化与俄化,主张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的优点,建立民族新文化,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组织系统。1929年7月,彭禹廷等赴辉县筹办河南村治学院,校址设在辉县百泉湖东岸的翠华行宫旧址,即今河南省干部疗养院所在地。彭任院长,梁仲华为副院长,王柄程为总务长,聘梁漱溟为教育长。学校分设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并附设村长训练部、农村警察训练部和农业实习部,以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其它乡村服务人才,以期达到指导本省的乡村自治运动。1930年1月学院正式开学,河南各地及直、鲁、晋等省来这里求学者络绎不绝,一期即招收240名学员。
 学院师资汇集了当时全国村治派的名流,如梁漱溟外,还有研究合作的孙廉泉,研究农业的冯梯霞,都是当时乡村自治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当时,王柄程还担任河南教育款产处处长,集教育、契税、房产于一体的河南教育行政组织领导,有大量的经费。王柄程划拨雄厚的经费支持乡村学院的开支。这一点,《梁漱溟传》一书有所详述:“学院的经费是由乡村自治协会的王怡柯(王柄程)提供的。此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管理过河南省的教师基金。王是一位能干的投资者,他不仅成功地为教师筹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而且还有剩余来创办学院。”1930年5月,冯玉祥专程来学院参观,发表演讲,奖勉有加。
1930年中原蒋、冯大战爆发,河南成为蒋介石、冯玉祥的交战区,学院被迫从辉县百泉一度迁往北京。大战结束后,又迁回河南辉县百泉。但由于中原大战,冯玉祥败北,韩复榘倒戈,当了山东省主席,学院一时失去了政治靠山韩复榘的支持,遇到种种困难,1930年9月,院长彭禹廷将学院托付梁仲华、王柄程代管,回到故乡镇平从事地方村治改革活动。蒋介石部队进驻开封后,河南省政府代主席张钫下令将该院取消。王柄程作为学院教务长并不恢心,立即组织村治同学会,设于汲县(今卫辉市)香泉村,创办以香泉为中心的师范学校七处,统称香泉民众学校。1930年10月王柄程邀梁仲华莅汲县香泉指导。1931年春,又续办民众学校四处。团结开明知识分子,仅在香泉、寺庄、神头、黄山、陈召就聚集了200多位知识分子从事这一社会改革运动。大家以香泉民众各学校为中枢,校长为主导,统管村政,平日集全村民众于一堂,以道义相砥砺,以德行相观摩,进行自治教育,自卫训练,养成和衷共济精神,以期达到“学治合一”效果。王柄程提出:“吾国广袤之版图,以村治为基础;散漫的乡村,以民众学校为中枢,有所谓千头万绪,  丝入扣者矣。”民众学校与国家的关系,王柄程认为:“国民智则国家强,国民愚则国家弱,此社会人士所公认也。吾国文盲,占全国总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既如上述,若不努力于民众的训练,而欲国家有办法,是犹率群盲辨五色也。故欲政治上轨道,必以全体有知识之民众为后盾,而全民的训练,又非民众学校不为功,民众学校普及全国,三民主义始能实现;建设计划,始能实行;贪、污、土劣、军阀、帝国主义,始能打倒,国际地位,始能提高”。香泉村治试范以来,即以民众学校所在地,及左近各村,为试验区,王柄程领导的村治同学会,就近任其事,实行以教育推进自治,开荒种地,打井修渠,改革农具,改良种子,平匪自卫,植树造林,发展畜牧等等。当时,河南的一些乡村建设有识之士,如信阳刘霁新,新野县夏毅愚,上蔡朱少云,辉县王炳等,都来汲县参与活动或任教。香泉村治之举,遂在国内广为传播,引起各方高度重视。薄一波专程到汲县香泉村参观,并向民众学校师生讲话,予以热烈称赞鼓励。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参观河北定县平教会后,又来汲县香泉村访问这里的村治建设改革,看后非常高兴。全国村治建设运动的著名领袖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米迪刚也先后莅临汲县香泉村考察指导。王柄程及时总结出汲县香泉民众学校的运作经验,让他的学生朱绍云写成《河南汲县香泉民众学校报告》一书,由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在开封出版,由北京旧刑部街四十号《村治月刊》杂志社向各地专售。王柄程还就乡村教育,农业经济,民众自卫,农村组织等问题,撰写出版了《农村自卫研究》、《农村服务精神陶练》《华北农村问题》《中国货币学》等专著供各地研究参考。并在河南延津农村创办“张委垦殖社”,开垦沙荒,造田兴修水渠,改变贫穷的农村经济。在汲县马市街创办“音利社”属于信贷机构,向农民贷款。在汲县济渎庙创办孤儿院,收养社会孤儿,兴办平民工厂,实行自养自教自强。人们佩服王柄程一班人都是“村治迷”。
 上述发生在我们卫辉市现代史上的这些村治建设改革活动,反映了当地民众,积极参与改变旧中国国贫民穷现状的热心进取态度。1930年底,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几次邀请王柄程、梁漱溟将正停办的河南村治学院迁往山东。王柄程无暇顾及。直到1932年秋,才与梁漱赴鲁参与筹办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创建。王柄程并担任了济宁专署专员兼邹平县县长,不遗余力推行村治建设。1936年冬,王柄程病故。梁漱溟悲痛失去一位同仁老夫子。写下《追悼王柄程先生》一文,发表转载于各报刊。王柄程、梁漱溟、晏阳初诸位先贤的事迹,三十年代,被美国人科伦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当时录像,反映中国这一村治改革社会生活画面。1933年,美国记者斯诺,写了《华北之行》,发表于纽约《先躯论坛报》,讴歌介绍了中国北方的开明知识分子走出家门,奔赴农村,为老百姓服务,献身于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义举。
上海“锄奸”,周恩来发出“绝杀令”


■军委开会,接到告密的特务突然包围会场,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躲过一劫,彭湃等人被捕
■彭湃就义后,周恩来万分悲愤,他指示陈赓,迅速弄清叛徒行踪,定杀不赦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部署策划如此周密,消息一出,轰动上海
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
彭湃英勇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召开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参加的军事会议。24日下午会议召开,周恩来因临时有其他更重要事情要办,请假未能到会。
会议中途,大批国民党特务突然偷偷包围会场,手拿名单冲进屋内抓人。彭湃以及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因此被捕。
事发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就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周恩来化名)、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打听到彭湃、杨殷等同志关押的地点,以便营救。陈赓通过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同志,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周恩来决定营救。
8月28日清晨,装载彭湃、杨殷等同志的囚车,从外白渡桥驶向龙华。
陈赓指挥的红色队员,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为了拦劫囚车,他们还专门备好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大米。卡车后面,几十名红色队员装扮成拍外景的电影工作者,只要暗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因为怕路上有特务搜查,他们手中暂时还没有枪支。陈赓另专门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这天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敌我力量悬殊,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计划。
彭湃就义后,周恩来万分悲愤。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
白鑫当起“缩头乌龟”,柯达文“长线钓鱼”
陈赓立即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下落。但明白自己处境的白鑫已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但一直没有白鑫的消息。
此时,整天处于极度惊恐之中的白鑫,已吓出了头疼的毛病。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他没想到,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名柯麟。
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陈赓听了汇报,指示柯达文:“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不像是共产党人。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请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要“放长线钓大鱼”。柯达文心领神会。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哦,是这样。”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也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儿,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又怕他们怀疑,稍微推让一下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柯达文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个圈子,看看身后没有特务盯梢,便赶到陈赓那里汇报,把500元钱也如数交给了党组织。陈赓十分高兴,说:“好!继续侦察,一定盯紧他!”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4弄43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陈立夫视他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利用自身关系,杨登瀛经常在上海出入国民党上层,危急关头,救过许多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
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心领神会:“我马上去摸清白鑫的情况,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早,杨登瀛找了个事由,登门范公馆。陈立夫跟前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不敢怠慢。两人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杨登瀛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说:“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杨登瀛一语双关地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对你论‘功’行‘赏’!”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聊天,很快成为“好友”。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就住在范公馆,否则会招致祸端。”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白鑫万般无奈:“是、是……可是我这心里……”杨登瀛说:“不要怕!有我在,你放心好了!”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白鑫仍觉不安全。不久,他就获准去意大利避避风头,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好友”杨登瀛。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在一边的杨登瀛听了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锄奸”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便急中生智地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但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范争波、白鑫认为杨登瀛说得有理,最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43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对杨登瀛的“关怀”,白鑫竟感动得流下几滴眼泪。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夜静更深,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布置在4弄43号的后门。11时许,43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也中弹倒地……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受重伤。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消息一出,媒体争相报道,立即轰动上海。 


古代官员的延迟退休
 王一
如今,“延迟退休”这个话题,在社会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
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古代,延迟退休同样富有争议。
中国古代的退休制度是啥样
古代退休年龄是几岁?朱元璋颁令“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致仕”。
退休一词,最早见于唐宋,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复志赋序》中有“退休于居,作《复志赋》”一句,《宋史·韩贽传》上也说:“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官员退休后,国家为了使其老有所安,还会发放一定的退休金,金额的多少与其官职、功绩和皇上的恩宠程度有关。
我国是规定退休年龄较早的国家。《礼记·曲礼(上)》 中有这样的文字:“大夫七十而致事”,这说明早在周代便规定了退休年龄。70岁退休,其实是约定俗成,到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这一人事制度才有了法律内涵。时御史中丞沈渊表奏:“百官年老七十者,皆令致仕。”
退休年龄发生变化出现于明朝。朱元璋(明太祖)当了皇帝后,对旧的人事制度作了较大调整,其中规定了新的退休年龄。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二月,朱元璋“命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退休年龄提前至60岁。
五年后,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又出人事新政,将相当于今部队、警察系统的中下级官员退休年龄提前至50岁。此即《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四)中所记,“命内外指挥、千、百户、镇抚,凡年五十以上者许以子孙代职。”
但朱元璋规定的退休年龄在明代200多年间并没有一直贯彻下去,朱棣(明成祖)登基后即恢复“70岁退休”古制。此后不断反复,但明代退休年龄基本上是60岁以上。
在明代朱祐樘(明孝宗)当皇帝时,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延迟退休”的争论历朝历代比比皆是
古代虽有关于退休的制度,但制度归制度,许多时候,各朝皇帝们都颇有弹性,并不怎么按制度办事,官员到了退休年限,皇帝照样强制延迟。如元朝的郭守敬,年逾古稀屡次申请退休,但就是得不到批准,最终86岁时死于任上。
这样的例子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于是,延迟退休的争论随即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在不断的争论中,正反两派各持己见。
觉得延迟退休合理的官员认为,最好实行终身制。这些古代官员的理论依据是,“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也就是说,我给皇帝干活,皇帝给我发工资,公平交易,一辈子不反悔,直到老死都可以。后来又出现“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总归都没有脱离一个“死”字。“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劳动合同最好没有期限。延迟退休,或不退休,才能既显荣又得禄。
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原本退休了,但退休生活让他觉得“居闲躁闷”,于是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意思就是,退休不能“显荣”了,趋炎附势者不上门,他很难承受这种失落感,终于耐不住寂寞,又复出继续工作。
清朝光绪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人多、负担重,年过80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为的就是“得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但如果逼他退休,又是断了他一家人的活路,也不妥当。于是上司帮他想辙,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征收“渔税”,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终于,俞老在这个署理期内赚了不少银子之后,才同意退居二线。
而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则要求,一切都应该按照制度来。
这些官员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工作到了一定年限,身体会生病,就应该退休颐养天年;二是如果不按照退休制度执行,那么早前制定的制度就会失去公信力;三是在退休后,老官员们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写作,可以“卒老于文字之间”。
东汉著名经学家张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当过“太子师”,并做过太傅、丞相等官职。到了退休年限,他曾多次上书“数上疾乞身”,请求告病还乡。但谁都知道,他的“告病”只是借口,“正其法”才是本质。尽管“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皇帝强制官员继续工作的做法,终于在永初五年(公元112年)顺利退休。
魏晋时期,扬州从事史(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工作者)何子平也反对延迟退休。他的母亲住在会稽,已有80岁的高龄了,按照规定,儿子应退休回家奉养老母。主簿顾恺之劝他别退,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有俸禄可取,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认为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退休后,“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
唐代韩愈则认为,延迟退休不利于读写:“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宋代的韩贽也以实际行动支持韩愈的意见:“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
南宋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他反对延迟退休的做法更为尖锐:刚过不惑之年就提前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书“见一”两字于其上。这两字出自“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典故,意在讽刺那些嘴上说退休、私下里却支持延迟退休的人。鹿何反用其意,表明心迹,可谓旗帜鲜明,另辟蹊径。
拒绝退休,因为退休后会出现生存上的尴尬事
现在许多人之所以对延迟退休有议论,是因为担心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达不到预期,不能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在古代,“职工”则是因为养老金缺乏保障而拒绝退休,其中不乏一些退休后出现的生存上的尴尬事。
汉朝的宋均,从小就“好经书,通 《诗》《礼》”,15岁入仕,曾官至河内太守,退休后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靠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还有世代都是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退休,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唐代的例子更多。如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最后都因生活无着、贫病交困而死。韦应物因病从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退休后,因没有住房,便只能借住长安西郊的善福寺苟延残喘。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在新都县尉一职上退休后,寓居太白山的一个草屋,穷困潦倒。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又没有养老金,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屡次渡过难关。
小官也就罢了,在宋仁宗时期做过宰相的杜衍,退休后同样因为没有养老金而非常困顿。杜衍为官清正,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没有住宅,便长期借居南京(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
这种情况直到明朝时期才得到改善。明初规定,三品以上官以本品致仕;四品以下并现职任满三年而无大过者,可升一等致仕;若有过而不称职者,以原级致仕。
致仕官在礼仪上受尊重,在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该品的礼遇。明初执行“仕官食原俸”的规定,但不久就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不领取俸禄、但享受本品豁免赋役的权利。如果家中实在贫寒到不能生存,则“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退休官员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之后的清朝也基本延续此种制度。
大部分官员自觉请辞,有的甚至年龄还不到,也主动让贤
然而,大部分历朝官员一到退休年龄都自觉请辞,有的甚至年龄还不到,也主动让贤。在古代,提前告老还乡的情形并不罕见,只要官员提出申请,皇上一般都会恩准。明弘治年间,明孝宗就曾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古代官员们提前退休的原因主要是身体情况欠佳,如唐代开国名将李靖,因伤病缠身的缘故,提前在64岁时就“告病还乡”,被皇上恩准。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提前隐退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比如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剿灭吴国,一雪前耻,但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是该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携带金银细软,率领家属和仆从,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成功跳出了那片是非之地,实为明智之举。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于是在洪武四年,他刚满60岁就要求退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表明心志:“买条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朱元璋很高兴地派人把他送回了家乡,还给了不少赏赐。
还有一些官员提前退休是因为自己本就无意于功名利禄,比如我们熟悉的陶渊明,一生向往田园生活。还有南朝梁代的陶弘景,36岁便提前退休,自号“华阳隐居”,过起了逍遥的隐居生活。梁武帝即位后,派人请他出山做官,陶弘景便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悠闲自在地吃草,另一头却被人套着笼头,牵着鼻子鞭打驱使,他还在画上写了首诗:“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陶弘景借画和诗表明自己归隐山林的决心。
梁武帝一看,深知其意,虽没有请他出来为官,但梁武帝还是经常以书信方式请教朝廷大事,因此陶弘景还被人称作“山中宰相”。
正所谓“无官一身轻”,清代乾隆年间的“刘罗锅”刘墉被我们熟知,他退休后曾写了一副对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由儿辈担当。”悠然自得之情一览无余。当然,退休也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崭新生活的开端,如今老百姓们退休后或接送孙子,或写诗作画,或遛遛家雀,或拉拉二胡,或发挥余热,或游遍河山,忙得也是不亦乐乎!


文学园地
春到太公故里
李志清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一场春雨过后,方知让人心动的春日,已悄然栖息在太公故里的原野上。
太公河畔的油菜花热烈而恣意地绽放着,诱来蜂歌蝶舞。垂柳依依下钓鱼处,一泓湖水碧波荡漾眉目含春,野鸭、白鹅欢快地嬉水。一望无垠的麦田返青后茁壮成长,紫燕在蔚蓝的天空飞翔,放了学的孩子忙着放风筝……突兀土丘上的那棵弯腰的老枣树,似乎还没听到春姑娘的召唤,无动于衷,依然如寒冬一般裸露着光秃秃的老枝条,发着癔症。我这是杞人忧天,不过它不用几何,它就会很快染上一身春色。湖畔那棵老杏树,孤寂地站立着,也许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怯怯地绽放着白里略帯红的花瓣。农家园子里呈现粉红色的云霞,不用说,想必是一片桃林,一阵微风吹来,夹裹着淡淡的清香,沁人肺脾。这儿的花儿虽然是星星点点,但仍能让人怦然心动。
太公故居的冬青树,叶子绿的让我心醉,让我激动。尽管只是一簇簇,虽然有点“寒酸”,但是,仍能使我看出了它对春天也充满了期盼和热情……
啊!美丽的太公故里,犹如一幅精彩绝伦的水彩画。萧瑟衰败的冬日已经过去,即将看到的则是姹紫嫣红的春天。
给友善一个应答
查一路
公交车上,一位小女孩腼腆地站起来。她让刚上车的一位伯伯坐下后,小女孩就靠在座椅的旁边。我坐在后排观察她,一开始,她为做了好事而快乐,还有一份因被人关注而生的羞怯。渐渐地,她似乎有了什么心思,几次欲言又止,我感觉她终究会表达出来。
果然,在她将要到达的一站,她动了动那位伯伯的胳膊。声音很小,但让听者的心为之一怔,她说:“伯伯,你怎么就不说一声‘谢谢’呢?我一直等了3站呢,你连对我笑都不笑一下。为什么?”
旁边的人都笑了。唯独这位老男人不笑,眼睛直直的,仿佛未听明白,无动于衷。
我对这位老男人顿时没有一点好感。社会上像这样的人很多,无论别人为他做了什么,他们都是眼睛直直的,没有一点感觉。对友善没有一点应有的回应,对帮助没有一点应有的感激,仿佛他们心灵的行囊里,没有“谢谢”二字。
  小女孩并不是等待一种回报。她在等一种回音或者回应,来解决她心里的疑问。我想,她的心中是有个疑问悬而未决,这位伯伯怎么啦?怎么就不说一声“谢谢”?或许她的老师教她,受到别人帮助时,一定要说声“谢谢”。而眼前这位伯伯,怎么连微笑都不会呢?
小女孩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春风来了,没有一朵花响应而开,没有一棵草破土而出,春天又在哪里呢?这个春天,小女孩一定找不到。
一位朋友资助一位学生读完大学,直至参加工作。其实他也并不富裕,妻子没有工作,多余的收入只凭他的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这事真是有点心寒。我开始误解了他,一句话直逼他的内心,我问:“你难道想要他的什么回报?”
  回报?他淡淡一笑,需要什么回报呢?只是需要一个答案。这么多年,他没有给我发过一个短信,哪怕只是一个字,也能从这个字去揣测他心里的感受。我心里总是有个疑问:这孩子怎么啦?是不是因为接受了帮助变得格外自尊,所以刻意回避我,可他怎么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呢?这是为什么?我心里一直很纳闷。我需要的不是回报,而是一个答案。
友善的言与行,无疑是美好的,犹如一声呼喊,它同样需要回应。冷漠与冰凉,只会消磨友善者的美好初衷和道德激情。
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享受着这个世界的给予,不仅是生活上的,还是心灵上的。仔细想来,美好的生存,均拜他人所赐。这个世界对我们如此友善:每天早晨工人们送来新鲜的牛奶和晨报,面点师提供的热气腾腾的早餐,打开电视机播音员送来远方的新闻……这一切让我们感受到惬意和温馨。不要让这个世界心存疑虑。不要让友善者的心变得冰冷和疲惫。
颔首致意,微笑并且感恩——这就是我们给予友善最起码的应答。


赞中央“八项规定”
郭 永 安
八项规定得民心,党内党外都赞成。
违规违纪必查处,反腐倡廉树正风。
老虎苍蝇一齐打,神州响起欢呼声。
肩负重任巡视组,洞察秋毫抓典型。
大小贪官下场悲,法律面前人平等。
有权不可太任性,公私切记要分清。
当官应为民造福,政通人和万事兴。
八项规定似警钟,中央决策真英明。


历史小故事
“良药”原来是”毒药”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一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名句,至今仍为我们所习用。但笔者在翻阅司马迁《史记》时发现,此中的“良药”原作“毒药”,如《淮南衡山列传》:“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看来这一名言在秦汉时已是相当流行。
       由此可见,古人是将“良药”称作“毒药”的。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如果我们了解“毒”字的意义,也就不会惊诧了。
       “毒”,许慎《说文解字》释为“厚也”,即厚重、浓烈、强烈之义,故而“毒药”就是指药性强烈、气味浓重之药。《周礼·天官·医师》中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一语,郑玄注句中“毒药”为“药之辛苦者”(引自《汉语大词典》),“辛苦”即辛辣味和苦味,“药之辛苦者”即是指气味厚重、有强烈刺激性的药物。这类药物有“攻邪”之效。因此,良医便用它来治病救人。比如扁鹊,就曾在遇到病人血脉不通时“投毒药”以通之(《鹗冠子·世贤》)。由此可见,古人之所以称之为为“毒药”,是因为这类气味厚重、刺激性强的药物具有攻除体内邪气的良好功用。
       至于“毒药”何以最终被“良药”所取代,自然是因为“良药”一词可以安抚病人心理,而“毒药”,则还有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意义——“能危害生命的药物”(《汉语大词典》)。由此,亦可见语词与生活的巨大关联。
 “巧取豪夺”的由来
“巧偷豪夺”,一般都说作“巧取豪夺”。“巧取”,玩弄各种花招骗取;“豪夺”,使用蛮横手段来强抢。这个成语比喻用卑鄙的手段占有别人的财物或权利。其实这原来是书画史上一段风雅趣事。
  宋朝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其书法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米芾精于书画鉴定收藏。但是,他最不足为外人道的地方,就是常常用“调包”这种欺骗手段,“偷”取名贵字画。平日,只要听说谁家有名贵字画,他就千方百计把它借来,说是观赏,其实是临摹。他可以临摹得到和原作一模一佯,以假乱真,然后把临摹品还给人家,自己留下真迹。有时他甚至把原作和临摹品同时给原主挑选,原主往往辨别不了,大呼上当。米芾非常喜爱唐朝沈传师的书法。他在长沙做一个小官时,听说某寺有沈传师的真迹,便求寺院借观。不曾想,米芾借到手,居然乘寺院不备,竟携此帖扬帆而去。寺院将他告到官府,米芾仍然抵赖不还。一日,米芾和蔡京一起乘船游玩,蔡京取出一幅谢安的《八月五日帖》让米芾看。米芾见了极为兴奋,因为十四年前他也曾见过此帖,只是当时囊中羞涩,一直懊悔不已,不承想今日再次见到,喜不自胜,爱不释手,当即要求蔡京将此藏品送给他,或与他交换。他苦苦哀求,蔡京面有难色。没料到,米芾突然跃上船舷,大声说:“你若不给我,我不如跳江死了算了。”蔡京见状,只得把此帖送给他。米芾就用这样的方式“夺”得自己喜爱的书法。
  周煇(宋朝人)编撰的《清波杂志》把米芾这种伎俩叫做“巧偷豪夺”。就连大文豪苏轼在《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中也讥讽他“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 。”(晋朝画家顾恺之,小名虎头。)米芾个性怪异,喜着奇装异服,嗜洁成癖,喜欢石头,称石为兄,抱石而眠,被人称为“米颠”。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关键词:市情月报